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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的故事]
1927年4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这白色恐怖的严峻时刻，时任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于是年7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根据党的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军营垒中开展秘密工作。
当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因打过“东征讨蒋”的旗号，反共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中共中央领导准备与他联合，南下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北伐。后发现张发奎同汪精卫勾结益紧，便放弃这一计划，酝酿集中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单独打到广东去。7月下旬，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务委员会开会酝酿通过南昌起义计划，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一批党员干部云集九江，具体组织和领导起义工作。此时，叶剑英仍在第四军任参谋长，已随军到九江。
九江，北临长江，南倚庐山，是长江中游重镇，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此时城里城外驻满了部队。我党能掌握和影响的部队，有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叶挺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都驻在这里。此外，还有其他军阀部队，一时显得拥挤不堪。
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部设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一带。军长黄琪翔因汪精卫要他公开反共、“清党”，又面临着与新军阀争夺地盘的矛盾，满腹心事。他与叶剑英素有交情，并器重叶的军事才干，不时邀请他磋商军机大事。当时叶的党员身份极端保密，鲜为人知，他尽力将获悉的军事情报透露给党组织。他与叶挺保持秘密联系，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都有交往。
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大批部队和干部涌向九江、南昌，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和张发奎等经秘密策划，企图蒙骗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借机夺其兵权，聚歼其所属部队。7月下旬，朱培德屡次邀请贺龙、叶挺上山。张发奎则命贺、叶部队集结德安待命。叶剑英洞察其奸，火速到第二十四师驻地找叶挺紧急磋商，决定立即通知贺龙、廖乾五、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共商对策。
秘密会议在一只不大引人注目的小划子上进行。为了避开敌人耳目，他们摆出游湖赏景的样子。叶剑英首先把获悉汪精卫等即将召开庐山会议，并可能对贺、叶下毒手的消息告诉大家。
叶挺问贺龙上不上庐山，贺龙断然说：“我坚决不去！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叶挺也决定不去。廖乾五、高语罕支持贺、叶的意见。
最后，大家商定：第一，贺、叶无论如何不上庐山；第二，不执行张发奎要贺、叶部队集中德安的命令，而把部队迅速开往南昌；第三，叶挺率部先行，贺龙所部相继开拔。
叶剑英仍留第四军军部。他对叶挺、贺龙说：“到南昌后，有什么动作告诉我。”
这就是“小划子”会议的大致情形。这次会议，虽迄今未查到正式记录，具体细节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据贺龙、叶剑英等当事人的回忆，它确实开过，对保证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和起义部队主力及时开往南昌，起了重要作用。
“小划子”会议后，叶、贺部队按预定时间，于26日前后次第转移，沿南浔铁路线，开往南昌。此后，张发奎迭次电催贺、叶上庐山开会，但他二人已到南昌，汪精卫的阴谋未能得逞。
汪精卫并未就此罢休，7月28日夜，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等离汉口赴九江，次日到庐山召集朱培德、黄琪翔等开会，密商加紧“清共”。会议决定：（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五、高语罕等人。会后汪精卫、张发奎多次下令催促第二方面军各部队“清共”，严令贺、叶将部队立即撤回九江，并阴谋加害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上得知敌情，便连夜派人下山通知廖乾五，廖及时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他们迅速离开九江，到南昌参加起义。
8月1日凌晨，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起义后，担任总指挥的贺龙，亲自打电话给在九江的叶剑英，通报南昌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叶剑英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曙光，为此感到欢欣鼓舞。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急忙下令调集各路兵马，大兴讨伐之师，妄图把起义军消灭在摇篮里。武汉政府多次电令朱培德、张发奎速调赣东、赣南各处驻军“进剿”，“肃清南昌共产军”，将贺龙、叶挺等“叛乱附逆”“一体缉拿”，“务获元凶”。张发奎闻变，亲率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乘火车由九江至马回岭，阻止二十五师参加暴动。不料该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已率部起义，并在向南昌开进途中，与张发奎等相遇，将其卫队全部缴械。张发奎和朱晖日只好步行返回九江。
张发奎返九江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讨对策。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张发奎大发雷霆，认为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朱晖日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叶剑英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力主不追。他分析战局说，贺、叶已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广东李济深必不相容而派兵出击，广州城防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尾追贺、叶要胜一筹。而尾追贺、叶，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
张发奎觉得叶剑英对局势的分析很有道理。其实，他要尾追，并非出于本心，是想借机南下广东，扩充实力，别有所图。再者，贺、叶参加南昌起义，使他的第二方面军损失过半。自知靠尚存的1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两万多“叛军”，难操胜券。遂采纳叶剑英的意见，放弃尾追贺、叶企图。张发奎趁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去南昌之机，嘱郭向南昌起义统率部转达四点希望：“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去东江，不要去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来。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郭沫若请张发奎亲笔写下这个意见，便同李一氓、阳翰笙等人离开九江去南昌。
张发奎怕有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兵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直到8月5日，才电告武汉政府，谓“奉令追剿，已经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实际上，追抵南昌后，又拖延时日，待贺、叶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
这正是叶剑英向张献计，“力主不追”的结果。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摆脱了一部追兵，从而迅速打开南进通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
按照党的决定，原计划还有一支武装力量参加南昌起义，即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的干部和学员。“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欲借该校洪山野外演习之机，将其秘密围歼。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得知消息后，立即建议张发奎出面，制止了这一阴谋，并将该校编散，组建为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全团有100多名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并有秘密党组织。
教导团党代表陈毅率该团赴南昌，准备参加起义，中途受阻，直到8月4日全团才乘船赶到九江。张发奎突然下令缴械、“清党”。这时陈毅身份已经暴露，他连夜召集党的会议，决定：除秘密党员留下外，已暴露身份的党员迅速转移。陈毅带特务连长肖劲奔南昌。许多师生纷纷走散。叶剑英见此情景，十分焦虑：教导团是我党掌握的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南昌起义后尚未暴露，且都是干部，为宝中之宝。一定要想法保存下来，整顿好，交给党使用。他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和张发奎、黄琪翔对其信任的有利条件，主动到团里找教员和学员们谈话，做了许多鼓励工作，使大家安定下来。
一天，叶剑英和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谢膺白谈起教导团的事，谢发牢骚表示不想兼任团长，叶乘机说他愿意兼这个差事，谢同意后，叶便找张发奎“毛遂自荐”，兼任了教导团团长。
叶剑英上任后，亲自到该团了解情况，耐心劝导师生，经多方面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已走散的师生纷纷归来，重新集合起２０００余人。叶向张发奎要来枪支子弹武装全团，稍事整顿，即随军开赴南昌。不料，到南昌后，朱培德散布教导团是“赤子赤孙”，并向张发奎提出对其缴械、“清党”的要求。叶剑英挺身而出，团结全团师生努力抗争，保住了这支革命武装。
（范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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