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的故事]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形成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古都西安，进一步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各救国团体纷纷来到“红色堡垒七贤庄”，向我党提出抗日救国的一些建议。叶剑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将情况报告了党中央。
七月十二日，叶剑英代表红军与国民党西安行营第一厅厅长侯成如会谈。
侯成如秉承国民党当局的旨意，以试探的口吻说：“据南京方面的绝密消息，南京拟将红军部队编入战斗序列，使用于平绥线方面，与傅作义共同作战，但不知红军能否听从调动？”叶剑英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当即郑重申明：“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国人皆知。华北事件发生，共产党和红军即通电表示抗日救国。”并请侯成如转致南京当局，说明红军肯定会接受对日作战命令。会谈后，叶剑英将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
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叶剑英，明确表示：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决心抗日，红军主力准备随时服从调动，同意参加平绥线作战，并决定以一部深入敌后。叶剑英根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指示，将来电转告何应钦。何应钦立即呈报在庐山的蒋介石，同时亦致电叶剑英，表示：“红军使用，在正式战争发动前均不参加”。但与此同时，何应钦却背地里起草了一个关于《第三者使用方面及经路之建议》，要求红军“用现在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番号，一切旗帜、符号、服装均改换，主官亦改名换姓”，秘密经韩城、侯马、大同、宣化、赤城，向丰宁、承德方面转移，开赴战场。蒋介石也突然饬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电叶剑英，限我军于八至十日内开赴晋绥抗日前线。
叶剑英对国民党的两面派做法保持了高度警惕。他当时感到，国共两党正在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根本不提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红军改编问题，却一再令红军孤军深入敌后，不是想借日本侵略军之手来消灭红军吗？这一招，可谓毒矣！他及时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对付蒋帮阴谋的建议”。经过我们党的斗争，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如日本继续进攻，就只有奋起抗战。叶剑英于七月二十日致电张闻天、毛泽东说：中央社发表蒋十七日对卢沟桥事件的谈话，极为重要，我党应有表示。党中央完全赞同叶剑英的意见，很快发出了拥蒋谈话的通电。
八月初，国民党代表张冲打电话给周恩来，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大计，并且数次打电话给在西安的叶剑英，询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行止。叶剑英鉴于张学良被扣的严酷现实，急电党中央，建议“毛不必去，朱必须去”。这既考虑到了革命领袖的安全，又避免了给他人以口实，可谓两全之策。党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前往参加国民党的国防会议。会上，周恩来、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话，叶剑英作了关于抗日“政略、战略”问题的发言。会议期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接触了党、政、军各界要人，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我党的团结抗战主张，推动抗战局面的顺利发展。
后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严重地威胁了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国民党在东南的统治也无法维持。蒋介石被迫表示，决定抗战。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根据参加国防会议以及同各方面接触所了解到的情况，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条件的建议》。中共中央很快给周、朱、叶发出了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指示。经过多次谈判，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二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八路军总部正式委任参谋长叶剑英为驻南京的代表，李克农为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办事处地址设在市区鼓楼附近的傅厚岗六十六号。叶剑英本着党的意图，以合法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国共合作达成协议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谣言，说什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苏维埃政府改了名，共产党投降了。”对此，博古、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南京接见了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澄清所谓“共产党投降”的错误说法，严肃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关系，是平等合作的关系，不存在共产党对国民党投降的问题。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并不是因为改变了主意，放弃了原则，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是要求我们这样做。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但在抗日时可以合作，就是将来抗战胜利后进行国家建设，也可以合作。
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告捷，其他战线也不断取得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国民党在宣传中却很少提及八路军。叶剑英在南京特意接见《京华晚报》记者，畅谈山西战局，实事求是地宣扬我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委托，在南京积极参加筹备出版《新华日报》。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叶剑英和博古根据中央指示，又和国民党就陕甘宁边区等问题进行了谈判。
随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重新建立，党中央对南方各游击区的工作作过多次指示。在酝酿成立新四军的过程中，叶挺与我方有联系，叶剑英找他进行磋商。九月下旬，叶剑英与博古等同志一起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商定将南方八省区我游击队的主力编为一个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十月二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到宁后并令其来中央讨论。南方游击队万不宜集中，项在江西的做法，上了国民党的当。”项英到南京会见博古、叶剑英。他们商谈了南方各省游击队所面临的形势以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博古、叶剑英告诉项英，应注意保存南方原有的战略据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放弃独立自主原则。然后，项英于十一月七日到达延安，请示研究新四军组建等问题。叶挺也于十一月到南京找叶剑英，具体商谈成立新四军问题，然后转赴延安。项英、叶挺从延安回到武汉后，经过充分准备，不久，建立了新四军军部。
叶剑英在南京期间，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十一月，上海沦陷，敌人分三路进攻南京。叶剑英、李克农于二十日向毛泽东、张闻天写信汇报南京情况，请示办事处撤离南京赴武汉事宜。同时作应变的准备工作。首先在京、沪、粤建立起交通机关，保证京、沪、粤的交通关系不致因南京失陷而中断，并且尽可能争取在敌人占领地区内建立交通工作。同时派钱之光等先头人员赴武汉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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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右三)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三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蒋介石声言要死守六个月的南京，结果仅仅六天的时间就丢弃了。
南京沦陷以后，大家对时局和抗战前途，更为关切。这时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已转移到武汉，受到各方面人士的重视。
叶剑英在武汉期间工作非常繁忙。他经常就扩充我军的编制员额，领取军需、装备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及时向国民党转报八路军战况，宣传我军对日作战战绩；想方设法为我军向山东、河北发展争取合法地位。同时，广交朋友，做国民党上层和民主人士等方面的工作。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场合，采取写文章、发表演说、题词等多种形式，宣传党的主张，动员组织群众，为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对于八路军办事处和叶剑英的工作精神，人们十分佩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抗战》杂志就发表文章作了这样的评介：“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会客室是一间小房子，陈设简朴，没有沙发和椅子，仅当中有一茶几，四周放着几把小圆形凳子，进门的右边墙上，挂着两幅五彩的国耻表：一是关于不平等条约的，一是关于丧失国土的，显示着这里是一些为民族解放而苦斗的战士居住的环境。叶剑英很忙。他沉着练达，态度和蔼，谁都看不出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勇敢善战的人民解放的斗士。”
不久，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进犯中原，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上层人物和群众希望苏联出兵帮助中国打日本侵略军。叶剑英公开发表演讲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争取别国的援助，但首先必须依靠我国亿万军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自己要有决战决胜的决心。我们要“自力更生”，我们的命运靠我们自己去决定。
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发表。那时，叶剑英正在广州，并准备去香港治病。他接触各界友好人士。应邀到广州中山大学，发表了《目前抗战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演讲，结合国民党统治区的实际情况，积极宣传、贯彻持久抗战思想。广州的报纸纷纷转载了他的讲话。
叶剑英密切关注军事局势和各个战场的战况。他根据敌军、友军、我军的作战情况，写了《论北方战局》、《论山西战局》和《论日军的跳跃作战》等一系列重要军事论文。后被汇辑成《叶剑英抗战言论集》出版，产生了广泛影响。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天地》著文评论说：“叶剑英是广东人，他在军事上有极深的素养，抗战初期他发表的《敌人跳我们笑》一文，不仅阐释了游击战略，而且才华洋溢，脍炙一时。”
为了推动国民党军队抗战，对于正面战场所取得的胜利，叶剑英多次发表谈话、撰写文章予以赞扬。而对于其妥协投降倾向，则采取适当的方法加以抨击。
叶剑英在武汉工作期间，还及时向新四军四支队传达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抗战力量的指示，向前线战士写慰问信，并派一批干部前去加强工作；多次去黄安七里坪和珞珈山训练班讲课，宣传毛泽东持久战的思想，讲游击战问题。他还先后会见伊文思、柯棣华、史沫特莱等外国友好人士，宣传抗战，争取国际支援。
一九三八年九月，敌人全面进攻武汉。十月二十日前后，周恩来、叶剑英有计划地组织八路军办事处钱之光、童小鹏等和《新华日报》人员陆续撤离。
四
武汉失守以后，长沙暂时成了国民党军政要员云集的地方。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初，蒋介石在这里开过几天军事会议，之后，又转移到南岳衡山去了。
叶剑英到长沙，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的时事座谈会上，发表了《广州武汉沦陷后的抗战局势》的演讲。然后与周恩来会见了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沟通了各方面的联系，参加了军事会议。有一次，张治中把叶剑英请到他家里，商量说：万一长沙不守，省府将迁沅陵，我准备驻在宝庆（邵阳市），指挥保安部队和人民武装，在湘西一带打游击。你是游击战的老手，想请你帮忙，担任省府高级顾问，来指导游击战。叶剑英为了支持张治中的抗战行动，慨然答应。
叶剑英除了忙于组织联络等日常事务之外，还经常接见报社记者，接触群众，发表谈话、演讲，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党的抗日主张，并与周恩来一起致函香港《救国时报》，动员爱国华侨支援抗日战争。
根据当时的情况，广州失守，武汉沦陷，国民党更没有打算扼守长沙。蒋介石在撤离长沙前，曾召开秘密会议，布置火烧长沙，还美其名为“焦土抗战”。
蒋介石要火烧长沙，对外严格保密，不许泄漏。周恩来、叶剑英虽然对火烧长沙这件事情不知道，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整个撤退计划和安排是心中有数的。到长沙之后，即及时组织指挥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有关人员，分批撤到湘潭下摄司，然后按计划再撤往衡阳。到十一月十二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已先后离开长沙，湖南省府也已搬迁沅陵。深夜十二点，周恩来、叶剑英在完成撤离的各项工作之后，决定在长沙住一夜，第二天早上动身去湘潭。可是，没有睡多久，就被周围的爆炸声惊醒。起床一看，到处一片火海。他们冷静地判断了一下情况，便和随员向外走。到门口一看，糟糕！汽车和司机都不见了。于是，他们冲出火海，撤往湘潭。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都在为周恩来、叶剑英的安全担心。见面以后，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
周恩来、叶剑英对蒋介石火烧长沙，不顾人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极为愤慨。好端端的长沙，烧成一片焦土，多少平民死于非命，多少财富化为灰烬，而敌人却还在二百里以外。蒋介石如此“抗战”，怎么不激起人们无比的义愤！火烧长沙，造成一场浩劫。城民百姓，怨声载道，外国侨民以及外交人员也纷纷提出质问。周恩来、叶剑英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国民党所谓长沙大火是“焦土抗战”等谰言，强烈要求惩办纵火首犯，拨款救灾，处理善后。蒋介石自知罪责难逃，便嫁祸于人，下令将“祸首”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等判处死刑；指责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用人不当，给予革职留任处分。
周恩来、叶剑英坚持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一方面组织八路军办事处和抗敌演剧队的一些同志返回长沙，从事善后救灾，一方面批评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做张治中的工作。这样，不但赢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也使张治中受到感动。
（选自《叶剑英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