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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的故事]
1936年10月至1941年2月叶剑英以红军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等身份，先后在西安、南京、武汉、长沙、南岳、桂林、重庆从事统战工作，与周恩来、董必武一起，被人们称誉为中共驰骋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战线上的“三骑士”。
“毛、朱、王、叶”
设在延安城西北王家坪的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大本营”，从这里发出的每一项指示，下达的每一个号令，无不牵动着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的神经。叶剑英作为军委参谋长，深知自己肩上的分量，日夜思虑着如何给中央、军委当好参谋。他经常对参谋部的同志说，参谋部的工作非常重要，处理问题要特别谨慎，要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意图办事，照顾好上下左右关系，尤其要多考虑到下边部队的困难。他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细致、周密地处理问题。那时军委总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一切工作节奏随着毛泽东转。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叶剑英也通宵达旦地坚守在岗位上。他工作十分忙碌，每天要办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军委上传下达的电文。凡军委机要处来的电报，送谁，抄谁，都要经过他批发，急件随到随办。由他代军委起草的许多电文，都要呈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审批后签发，大多由“毛、朱、王、叶”联名发出。毛、朱、王、叶，即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
为了给党中央和军委当好参谋，更有成效地指挥抗日战争，叶剑英十分重视从政治上、组织上和业务上加强参谋部的建设。
科学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预见其发展进程，研究对敌斗争策略，是军委参谋部的一项重要任务。据柯伯年、罗青长、朱军等回忆，叶剑英经常教育总参谋部的同志要善于根据战争风云的变化，客观地观察形势，认识战争的发展趋势，正确地指导战争。他特意在一局作战室组成了一个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对国际国内敌、我、友各个方面的态势进行专门的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并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整理成《作战周报》，供军委首长参阅。他还经常邀请中央和各根据地、各战区的领导同志前来王家坪参加参谋部分析研究敌情和研讨战略的会议。朱德、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等都参加过这种活动。大家在这种研讨会上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为军委制定战略和策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1年下半年，叶剑英与王稼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当时各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实际，共同主持起草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明确规定：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
在贯彻落实军委指示的过程中，叶剑英十分注重整理和总结各根据地斗争经验，注重从群众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根据地军民在困难时期对付敌人的办法。主要的有：（1）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兵团群众化，大力发展民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争；（2）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作战方法，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3）“敌进我进”，派遣短小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动群众，摧毁伪组织和伪政权；（4）争取与瓦解伪军，巩固与扩大地方武装（县大队、区小队、游击小组），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等等。
科学预测二战风云变化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突然袭击，攻势猛烈，很快逼近列宁格勒，苏军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在这种严重形势面前，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会如何动作？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方向应如何确定？这是关系到中国抗战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途的一个值得认真思索的问题。叶剑英及时组织总参谋部人员进行讨论，召开时事座谈会（邀请当时在延安的日共党员野坂参三参加），分析了日军北进、南下的两种可能性，认为中共的战略思想和战争准备的重点应当放在对付日军南下方面。叶剑英将这个倾向性意见及时上报中央，以供决策参考。这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南下与北进问题也存在着争论。9月6日，日本“御前会议”秘密地采纳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订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不惜对美（英、荷）一战”。后来战争的发展，特别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证明，叶剑英对日军动向的分析预见是正确的，对中共中央制订有关方针决策起了重要作用。
叶剑英在延安最高统帅部继续密切注视着苏德战场战局的发展。1942年7月，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苏德战场南翼实施突击，集中重兵进攻斯大林格勒。有些人被德国法西斯得逞于一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出其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叶剑英提醒大家观察战局要着眼于发展，透过现象看本质，对苏军转败为胜，要有充分的信心。果然，苏军于是年11月即在斯大林格勒粉碎了德军的进攻，转入反攻，次年2月取得了扭转整个苏德战争局势的巨大胜利。
以智取胜的退兵之计
1943年夏，国民党政府借“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妄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50万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6月9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在陕西光天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分9路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10月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这时八路军主力部队大都在抗日前线，党中央、毛泽东等领导人所在的延安地区只有三四万留守部队。面对这种大兵压境的形势，叶剑英沉着冷静，同总参谋部的同志昼夜不停地商讨对策。他考虑到，根据敌我兵力对比，运用武装力量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难以取胜。经过反复研究，他根据孙子兵法“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想出了一个类似诸葛亮“空城计”的作战方案，破例使用中共内线所掌握的敌情，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发动全解放区军民以至全国进步力量，奋起反对和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他的这个以智取胜的退兵之计得到参谋部“高参们”的赞同。
毛泽东、朱德对叶剑英这个建议，十分赞赏，完全采纳。决定除按预定计划部署兵力、作好保卫边区的自卫准备外，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动员一切舆论，广泛开展宣传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调动兵力、破坏抗战、制造内战的阴谋。7月3日、4日，毛泽东接连致电西安周恩来和重庆董必武，通报蒋介石调集20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让他们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发动制止内战运动，同时找胡宗南、张治中、刘斐等交涉制止，愈快愈好。从7月4日开始，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连电蒋介石、胡宗南、何应钦，揭露其“闪击延安”的兵力部署，“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前途，千钧一发”。呼吁团结，避免内战。新华社广播了朱德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7月7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对付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宣传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问题，作出了4项决定，并于8日通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7月9日，延安各界群众3万余人举行纪念抗战6周年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反动行径，要求蒋介石等立即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避免内战，严惩挑拨内战的反共特务分子和通敌叛国的汉奸。同一天，朱德再致电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等，抗议国民党军队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警戒阵地，要求制止进攻。7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为此写的新闻专稿。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
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斗”，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中共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的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十分狼狈，进退维谷。
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陕甘宁边区军民作好了应战准备，正严阵以待，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改变计划，下令收兵。7月10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停止行动。11日，蒋、胡均复电朱德总司令，声明无进攻意图。胡宗南则解释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于12日下令部队开始后撤。就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以其失败而告终。
（范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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