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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二叶 戎幕同袍
——叶剑英和叶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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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4-19     新闻版权所属:梅州日报

 
    [叶帅的故事]

    早在大革命时代,就流传着“南粤二叶”——一代名将叶剑英和叶挺的佳话。

    叶剑英和叶挺是出生在广东同袍同泽的战友。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为了一个革命目标战斗在一起,共同参加东征、北伐战役。其后叶剑英策应叶挺参与领导的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两人又共同参加领导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在长达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两位战友结下了患难与共、情同手足的深厚情谊。本文侧重追述叶剑英、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直到叶挺不幸殉难的一段往事。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叶剑英、叶挺辗转到了香港,出席省委扩大会议。叶挺因遭到“左”倾领导者的严厉批判和指责,被“清算”错误,后去苏联莫斯科,于1928年秋转赴德国柏林,过了10年漂泊的生活。直到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秋,才与叶剑英在南京重新聚首。时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正和秦邦宪、董必武等一起,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坚持共同抗战,包括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9月2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初,叶挺到南京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商谈组建新四军工作事宜。

    叶剑英、叶挺此时此地重逢,其喜悦之情可想而知。但二人更担心的是共同合作的抗战大业。他们在南京多次要求国民党政府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和军饷问题。叶挺向蒋介石提出,改编后的部队之所以称新四军,意在继承北伐中“铁军”的优良传统,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接受。

    其后,叶挺向国民政府军委会领取了新四军关防和5万元开办费。他完全理解当时国共合作的复杂情况以及中共中央的慎重态度和方针,向叶剑英、秦邦宪、董必武等表示并郑重声明,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战略,愿意到延安与毛泽东等面谈。叶剑英非常支持和赞同叶挺的态度。叶挺告诉他说,如果中共中央不赞成他做军长,仍然可以辞职。不久,叶挺果然赴延安、西安、武汉后,再返回南京。

    11月21日,叶剑英、叶挺面见蒋介石,提出关于新四军的编制、经费和干部配备等问题。蒋介石多方进行指责刁难,叶挺坚决表示,如果经费不解决,他就辞去军长职务。蒋介石被迫表示:具体事情可以找陈诚商量解决。12月初,在日军威胁下,国民党政府自南京撤退。叶剑英、叶挺先后离开南京到达汉口,在太和街26号成立新四军筹备处。叶挺经过与周恩来、叶剑英、项英等商谈,新四军办事处于25日正式成立。

    叶挺离开武汉回到新四军以后,虽然尽心尽力地做了许多工作,但由于叶挺党籍未恢复,不是党委领导成员,职权受到一些限制,加之新四军党委书记项英有负于党中央的重托,始终以关门主义的态度对待叶挺,彼此关系搞得很僵,叶挺常因不能出席某些会议和看不到党中央的指示电报,心情不愉快,以至产生了想要摆脱项英、离开新四军的离异思想。

    6月初,叶挺为继续解决新四军的经费问题,又回到武汉。他向中共中央长江局的领导周恩来、叶剑英倾诉了自己虽是军长却有职无权的苦衷,并建议是否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以解决这一问题。

    周恩来和叶剑英很同情叶挺的困难处境,也很理解他的这个要求。当天,他们便向延安发电报请示:“叶挺来汉,军费增加,情绪很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拟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英)为主席,叶(挺)副”。党中央也很重视叶挺的意见,很快作了批复。6月9日即发出回电:“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批准了叶挺和长江局的建议,同时也将此事转告了在皖南的项英。

    叶挺原来希望这个棘手的问题,经过武汉、延安负责同志出面干预之后,有可能获得适当解决。但由于项英对此抱有抵触情绪,这个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成立起来,叶挺的工作条件并未得到改善。自尊心很强的叶挺感到难于忍受,终于一度离开新四军。直到1939年初,叶挺由香港到重庆,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交谈,后由周恩来陪同重新回新四军工作。

    蒋介石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以后,已将反共中心由华北转向华中,正在酝酿进攻新四军。在这种情况下,蒋亲自跑到西安,重提叶挺已离开新四军,新四军问题要重新解决这件事,说明他想利用叶挺要求离职这个机会,另派一个所谓“能够完成他的希望”的人担任新四军军长,借以达到既可从政治上打击共产党,又可为以后进攻新四军作舆论准备的罪恶目的。这个情况决定了叶挺无论如何不能辞职,不能给蒋介石以可乘之机。周恩来和叶剑英劝叶挺,希望他能从他的离职将会给新四军和抗战前途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去考虑问题。他们认为,只要叶挺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即使个人处境再困难,委屈再多,也会与新四军这支真正的抗日队伍同呼吸共命运,坚持抗战到底。叶挺听完周恩来、叶剑英的劝解之后,爽快地向他们表示,愿意放弃离职的想法,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再次回到皖南去。

    这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加紧制造反共磨擦,继续在国共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的问题上无理纠缠,在华北、山东、华中等地连续制造了一系列袭击八路军、新四军部队,杀害共产党员及其家属的严重事件。

    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叶挺顾全大局,于7月9日毅然偕夫人李秀文和袁国平、钱俊瑞等离开重庆,返回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

    叶挺回到新四军,即率部与日军英勇作战,同时与蒋介石制造反共磨擦、蓄意迫害新四军的反动行径作斗争。

    1941年1月6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9000余人,于6日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叶挺等指挥新四军被迫抗击,血战7昼夜,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6000余人大都壮烈牺牲,部分人被俘。1月14日,叶挺为保存一批高级干部和部队,按照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提议,带领十多个随员,下山与顽军谈判,被非法扣押。

    周恩来、叶剑英等闻讯,多次找国民党当局谈判,发电撰文表示强烈抗议,要求释放叶挺和被扣的新四军人员,解决“皖南事变”善后问题。但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将叶挺等辗转押送到江西上饶、广西桂林、湖北恩施、重庆等地囚禁,直到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多次交涉、谈判斗争,于1946年3月4日,叶挺才获得释放,恢复自由。

    然而,不幸的事又接连发生了。

    4月8日,叶挺偕夫人、子女与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乘飞机前往延安参加整军会议。在晋西北黑茶山,飞机撞山遇难。

    噩耗传来,叶剑英不胜悲痛。当时,他正在北平主持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与国民党、美国方面代表的激烈的谈判斗争,未能脱身前往延安参加“四·八烈士”追悼会。他以极其沉痛的心情致电中央,遥寄《悼叶挺将军》的挽诗:

    三十年戎幕同袍,

    六载别离成永诀。

    五千里云天在望,

    一腔热泪为招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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