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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的故事]
叶剑英与张学良是一对要好的朋友。当年，为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他们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式的交往故事。
一
１９３６年，全国抗日战争的声浪日益高涨。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积极抗日的主张不但不予理睬，而且步步进逼，强迫他们限期“剿杀”红军。蒋介石的压力变成了张、杨两将军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动力。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经过多次密商，达成协议，准备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共同抗日。张学良几次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共同商讨军事合作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经过酝酿，决定派阅历丰富、足智多谋，且熟悉东北军情况的叶剑英参谋长前去西安，负此重任。
８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改为洛川工委，叶剑英任书记，刘道生、欧阳钦、洪涛、李仲英为委员。叶剑英受命后于８月底，同汪锋、潘汉年、边章伍、彭雪枫、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８人化装来到西安。
当时，蒋介石派到西安的特务、宪兵很多，特务活动猖獗，张学良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
二
１０月５日，叶剑英与张学良会谈。他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于８月２５日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政治背景，说明中共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根据国内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重大政策变动，这也是接受了张将军的意见。当时主张“劝蒋联蒋抗日”的张学良听完叶剑英的这番解释后，十分高兴地说：“叶先生讲得很好，今后我们要更多地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接着，双方就迅速停止内战，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叶剑英将自己随身带来的一份《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亡协定草案》交给张学良。这个草案是在国民党派代表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经过几次秘密接触后，由中共中央为联蒋抗日而提出的。
叶剑英说：“张将军，请阁下将我方意见转达给蒋介石。”张学良爽快答应了。他说：“请叶先生以毛泽东、周恩来的名义给我写一封信，作为向蒋先生转递时的依据。”
叶剑英经电请中央同意后，立即补写了给张学良的信。信中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向红军进攻，不拦阻红军抗日去路与不侵犯红军抗日后方，我们首先要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信中最后希望张学良“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张学良接信后，表示将尽快把抗日救亡协定草案连同此信转给蒋介石。
叶剑英与张学良继续商谈关于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作战计划问题，张学良对中共中央拟定的红军抵抗日军的战略计划表示同意，并表示东北军将予以配合。他决定将六十七军集结于固原地区，五十一军集结于庆阳一带，一○五师驻守平京，经便与红军协同作战。
在商谈中，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交代，向张学良提出借款５万元，另给解决１万套棉衣。张学良表示，借款的事，将努力去办。棉衣问题，马上可以落实，只是不便直接送往苏区，运输有些麻烦。他提出，可先派车从西安送往兰州方向，再由红军在半路上取走。叶剑英对张学良如此爽快与机警深为钦佩。
经过几天的会谈，双方就一些重要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叶剑英将会谈结果及时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
叶剑英在西安还利用各种有利时机，帮助张学良缓和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以应付复杂局势。１０月中旬，红军在宁夏固原地区李旺堡包围了袭扰苏区的马鸿宾的骑兵二○七团，蒋介石急令张学良派东北军前去解围。张学良急得团团转，只好求助于叶剑英。
叶剑英考虑到，这是进一步争取东北军、开辟西北交通线的一个好时机，应当帮一帮张学良。于是，他于１３日、１４日连续发电报给毛泽东，转达张学良的意见，建议应允张的要求，放出被我军包围的马匪骑兵团；允许东北军刘多荃的一○五师按规定时间前去接应；同时要我军派人随带呼号密码直接与前去接应的一○五师取得联系，与该师“永远通好”，并派人与一○五师洽谈今后交通问题，开辟西北新的交通线。
毛泽东同其他中央领导人经过研究，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张学良对此事处理结果很满意。他感谢叶剑英说：“共产党真够朋友，你们帮我解决了燃眉之急！”从此，对叶剑英也更加信赖了。
三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下旬，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从而胜利结束了历时两年的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伟大的长征。这时，蒋介石看到红军经过长征以后，人员大减，力量有限，便认为这是消灭红军、荡平陕甘根据地的极好机会。于是，他在刚刚处理完“两广事变”之后，腾出手来，便急匆匆调集重兵，准备对陕甘根据地进行新的“会剿”。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日益不满，他多次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被拒绝。当蒋介石得知张学良、杨虎城已同中共发生直接联系和西安群众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声浪高涨时，更是迫不及待地要解决西北问题，加速“剿共”。
１０月２２日，蒋介石率一大批军政要员飞到西安，向张、杨施加压力。蒋到西安后，分别召见张、杨谈话，宣布他大举“剿共”计划，部署东北军、十七路军立即做好一切准备，进攻陕北。叶剑英密切注视蒋介石的言行，冷静观察西安和其它地区的局势，随时将事态的发展向党中央作报告。１０月２４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张、杨，叫嚣在３个月之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张、杨不同意蒋继续“剿共”，慷慨陈词，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
12月4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张学良、杨虎城，作最后摊牌，提出两个方案，让他们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由“中央军”在后面督战；二、如不愿“剿共”，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去“剿共”。张、杨无法接受两个方案，再次向蒋苦谏，再遭训斥，遂决心实行“兵谏”，走上“逼蒋抗日”的最后一途。
叶剑英见蒋介石到来后的西安形势日益紧张，即按中央指示，返回保安，临行前向张学良告别，提出借款的要求。张学良慷慨允诺，再借10万银元给红军。叶剑英感激地说：“张将军，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便带着巨款，悄然离开西安。
叶剑英回到保安后，毛泽东立即召开有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听取叶剑英汇报西安情况。会议进行过程中，机要秘书送来张学良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形势十分危急，请叶先生即来西安，共商大计。会议没有开完，毛泽东决定让叶剑英马上返回西安。
四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多次向蒋介石劝谏，最后“哭谏”无效，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使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抗日救国，毅然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同时在西安拘禁了一批国民党军政大员。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当晚立即与张学良会晤，谈到深夜。按照分工，周恩来侧重于政治方面，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秦邦宪侧重于中共党组织内部工作；叶剑英侧重于军事方面工作。
张学良亲自向周恩来提出，要叶剑英出任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周恩来为此专电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叶剑英以参谋长身份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起制定了抵抗亲日派“讨逆军”的作战计划和军事部署。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外交谈判和其他工作。
这期间，南京亲英美派在弄清了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从23日起，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和张、杨一起参加谈判，并首先提出停战及改组南京政府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改组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当面表示同意谈判协定的六项条件，并表示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去南京直接谈判。
就在西安事变即将和平解决的最后关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商量，就放了蒋介石，并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经洛阳飞回南京。此事在西安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一到洛阳，就把张学良扣留起来了。到南京后又背信弃义地推翻自己的诺言，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话》，软禁了张学良。
在此期间，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奔走于东北军、西北军和国民党留守西安人员之间，艰苦工作，维护团结，稳定局势。
叶剑英很关心张学良的处境，1982年有一次谈起往事说：“张学良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愿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蒋扣起来，直到现在。”叶剑英一直珍藏着张学良当年送给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叶剑英当年题字“汉卿送蒋回南京前留影”清晰可见，叶剑英多次托人了解张学良在台湾的情况，并传话给张学良说：我们是患难之交，希望张学良将军有一天能回祖国大陆，重返故乡，亲眼看看祖国的巨大变化。只可惜，他未能在有生之年，亲自接待老朋友。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成了叶剑英终生的一大憾事。
（范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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