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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安时期，叶剑英元帅巧用客家谚语教导下属，做革命工作要服从革命需要，做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 | “桐油罐子装桐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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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09 新闻版权所属：梅州日报 |
[温馨回忆 永励后人]
叶 丹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８·１３事变”爆发。我阿爸和别人在上海合办的肥皂厂倒闭了。阿爸和母亲带着阿哥和弟弟妹妹们到了湖南衡阳，后来又经广西桂林、贵州贵阳辗转到了重庆。
而我与阿婆一直居住在老家梅县白宫鲤溪村，１９４２年，我在东山中学初中毕业，还想继续读高中，但家里生活十分艰难，只好辍学在家务农。
第二年夏天，我考入梅州女子师范学校，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不用交住宿费，伙食还有点补贴，我高兴极了。读书很用功，成绩也好，可惜只读了一年，最终因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供我继续求学，只好又辍学在家做活了。
不久，我的一个叔伯姑姑从广东韶关回来探亲，之后，我跟着细姑到了韶关。
在韶关找不到工作，于是我给当时在广西桂林的父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我已经离开家到了韶关，想去桂林找他们。父亲很快回了信，批评我不该丢下阿婆不管，但还是答应我去桂林。
我到桂林不久，日本鬼子就来了，我们全家逃难到贵阳。在贵阳，我考上了贵阳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还没有读多久，日本鬼子又追来了，只好辍学逃难到重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了。但家里的日子仍然十分艰难。
叶剑英伯伯给我指明革命道路
一天，阿爸带我来到位于重庆西北近郊的红岩村（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驻址，１９４５年８月，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时曾经住在这里。）见叶剑英伯伯。叶剑英和我阿爸是老同学，关系很好。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阿爸早就帮助共产党做抗日工作了。阿爸对叶剑英说，我这个大女儿就给你做细妹子（女儿）吧，她没有固定工作，我又没钱供她读书，让她到延安去吧。叶剑英伯伯答应了，让家里人为我做好准备，到时候来接我去。
我的大弟弟李万中和二妹李美莹在我之前已经到延安去了，曾在延安抗日小学读书。阿爸让我到了延安以后去找他们。阿爸告诉我，我的表姐阿燕在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阿燕姐是白宫富良美村人，名叫丘淑燕，我少年时经常去她家玩，很熟悉。阿爸说，还有个李得奇叔叔也在延安，他是梅县松口人，在中共中央门诊部做牙科大夫，有困难可以找他帮助。
一天夜里，我正在睡觉，一个叔叔来到我家，说是来接我去延安的，家里人都起来了。看样子，阿爸和阿妈跟他很熟悉。来人对我说，延安那个地方很苦，只有小米饭吃，问我能不能吃苦。我说没关系。他又嘱咐家里人，不要和别人讲我到延安去了，就说我自己找生活去了。衣服也不让多带。没说几句话，我就拎着一个小小的竹藤提箱，跟着来人坐着小汽车走了。我知道，我家住的这地方叫枣子岚亚，周围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所以要格外谨慎。到了八路军办事处，给我发了一套棉裤、棉袄，还有一顶棉帽子。送我来的那个叔叔问我：“人家叫你什么？”我说：“阿莉。”他说：“好吧，就这样，那你就叫叶阿莉吧，若有人家问你，你就说是叶剑英的侄女。”
我睡了没多大一会儿，一大早就有人把我叫起来，跟着几个人到了飞机场，上了一架飞机。机舱里靠边有两排凳子，大家都坐在凳子上。飞机很快就飞起来了，越往北飞，越冷，把脚趾冻得很疼。晚上没有睡好，加上晕机，就吐了起来，很难受。但是再难受，我心里也很高兴。只要有机会读书，有机会做事，我不怕吃苦。到了延安，我被接送到了叶剑英伯伯的家里住下。
叶剑英伯伯的家在延安王家坪。那里有座小山头，山头上有一座平房，与土窑洞相比，算是带点“洋气”了。这时叶剑英伯伯还在重庆，家里只有他的夫人和女儿妞妞。
过了几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杨（尚昆）主任问我都学过些什么。我说，曾经在贵阳读过护士学校。于是我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直属中央门诊部去做护士了。在那里我见到了阿爸提到的李得奇叔叔。他在门诊部当副主任兼牙科大夫。他对我特别照顾，常叫我到他那里去吃饭。
春节到了，他知道我喜欢玩，找来门诊部的医生卢章教我跳交谊舞，学会了，星期六晚上就带我去枣园，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我刚学会跳舞，也不管跳得好不好，就大胆去邀请毛泽东跳舞，跳完了又去邀请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
叶伯伯的教悔让我铭记在心
我在中央门诊部做护士，同时兼做叶剑英伯伯家里的保健护理工作，经常到叶伯伯家去，有时候，一去就在那里住上三、五天。
一次，叶剑英伯伯从重庆回来，在家里见到我，问起我的工作情况，我把自己想要读书的想法和他讲了。过了几天，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的傅连璋副部长找我谈话，说：“你想念书很好，叶参谋长（叶剑英）已经对我说了。但是现在不行，要准备打仗了。你最好先把自己的组织问题（指加入共产党）解决了再说。不然到一个新的单位，人家不了解你。”傅连璋是中央门诊部的上级领导，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暂时打消了读书的念头。
我听说，有一段时间，一些医、药卫生人员不安心做本职工作，想改行做军事或政治工作，叶伯伯就在军委卫生部成立的大会上说：“我的家乡广东梅县，有一句谚语叫做‘桐油罐子装桐油’，意思是说，你既然已经在罐子里装了桐油，那就还继续装桐油吧！再改装什么别的油，就不如仍然装桐油好了。比如，桐油罐子里装上了别的油就不行了，对吗？不管是什么工作，在革命队伍中都是革命工作，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专业工作总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嘛！”叶伯伯教育、劝导我们做革命工作就要服从革命需要，做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叶伯伯讲话过了很久，还能听到有的医务人员对别人或者相互风趣地笑说：“我们这些桐油罐子，只好装桐油了！”
叶伯伯做思想教育工作更令我难忘。叶伯伯对在延安整风后期挨了整的同志产生心情不舒畅的情绪是很理解的，他现身说法地讲道：“我在苏联留学时，也经过整党。几个大胡子的老布尔什维克坐在那里，像个三堂会审的阵式，对我谈话说，‘你在革命过程中，表现是很好的，但是你的出身不好，给你个留党察看处分吧。’真是岂有此理！就因为出身不好，就给了个留党察看处分，有什么办法？出身是个人无法选择的，革命还是要干的呀！事情不是也过去了嘛。我叶剑英还是我叶剑英！如果耿耿于怀，又会怎么样呢？有时在革命队伍中，也会吃到苦头的，我看挨过整的同志，还是胸怀放宽一点，迎接新的任务！”叶伯伯的讲话语重心长，给了我很大的教育。要干革命拯救全人类，就会有牺牲，这种损伤也有时来自革命队伍的内部。
1952年，中南海门诊部（新中国诞生后，中央门诊部改为中南海门诊部）的领导找我谈话，要送我去读书，我高兴极了。我到上海医学院附属卫生干部学校补习了文化，1953年考入北大医学院医疗系，实现了自己想要读书的愿望。
从延安时起，我一直从事医疗卫生工作，没有改变过。我这个桐油罐子也只好装桐油了！
没有改变的还有我对叶伯伯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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