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贵阳５月２１日专电 为了揭开因成语“夜郎自大”而家喻户晓的夜郎古国神秘的面纱，中外考古学家的脚步辗转于整个中国西南。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一记载和司马迁其他有关夜郎的记述，被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夜郎国年代最早、可信度最强的关键性历史证据。
夜郎考古至少存在“四大谜团”
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满腔热忱的考古学家们难以面对尴尬的现实：夜郎古国神秘的面纱刚刚揭开一角，探寻之路却已山重水复。
学者们认为，时至今日，夜郎古国至少还存在四大谜团：夜郎中心区域在哪里？谁是夜郎的主体民族？夜郎的社会性质是什么？夜郎存在多长时间？这四大谜团困扰着学术界，使夜郎国的真面目云遮雾罩。
夜郎考古至今已经发掘了３批共２３００余件文物，包括一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青铜器。北京大学教授孙华认为，夜郎出土文物不够丰富，尤其缺乏对夜郎时期高等级墓葬的发掘。区域文化的确定，需要一个从定量到定性分析的过程。
２０００年，赫章县可乐墓葬群出土了大量被专家认为极具价值的属于夜郎时期的文物，这一考古发现，被评为２００１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贵州夜郎考古举步维艰。
“主战场”再次转移
去年底，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四川大学等单位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贵州省威宁回族彝族苗族自治县中水镇的数种不同时期文化类型遗存，进行了３个多月的考古发掘，收获丰厚。专家认为，这次发掘，可初步建立起贵州西部乃至云南东北部新石器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系列。
满怀热情的考古学家们在这里真切地感觉到了夜郎古国的“心跳”。
考古专家先后两次在位于贵州西南部的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出铸造铜器的石范和陶模等１０００多件文物。有学者认为，普安铜鼓山是夜郎时期的“兵工厂”。此后，考古学家两次在贵州赫章可乐发掘出大量被专家认为极具价值的属于夜郎时期的文物。但是，据文献考证，这里可能是当时夜郎的一个重要城镇，而不是夜郎时期的中心区域。
去年底的这些发现，使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激情澎湃，踊跃参与。国家文物局也希望在威宁中水进行３－５年全面细致的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以期获得重大突破。夜郎国的千年“悬案”破解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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