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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帅的故事]
在中央苏区
１９３１年春，中央苏区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取得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这时，刚从苏联留学归来在上海的叶剑英，久慕“朱毛”的盛名和他们所创建的光辉业绩，积极要求来中央苏区。经过周恩来等同意，他于这一年４月经香港辗转来到瑞金。
叶剑英来到苏区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欢迎，让他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并担任战史编辑委员会的总编辑。
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１１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１１月２５日，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
叶剑英担任总参谋长以后，一方面继续协助朱德等指挥作战，参加二、三次反“围剿”战役，同时，以大量精力，抓紧进行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当时，红军正处于初创后的发展阶段，各级司令部机关尚未建立起适应战争需要的参谋工作制度，机关的组织分工也很不完善，机关和部队的联系也不够畅通。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司令部机关在组织指挥上误时误事的现象日趋增多。为了适应战争的要求，叶剑英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
朱德积极支持叶剑英的建议，并批准他研究制定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按照这种编制体制，将原来分工不明确、体制不合理的一些机关部门予以精简合并，建立起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部门，并对各机关的职责予以明确规定，进行了严格的分工。取消了副官处，专门成立了地图科，加强了电台建设，并统一了全军号音。在朱德的支持下，叶剑英加强了对机关的正规化教育。他经常召集机关参谋人员亲自讲授作战、情报、通信、机要、队列等方面的业务知识，组织参谋人员研究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步兵战斗条令和后勤工作条例。然后，参考这些条令条例，结合中国革命战争和工农红军的特点，编写了自己的条令、条例，作为机关工作和部队战斗训练的基本依据。这些条令、条例的贯彻实施，对于克服游击习气，加强司令部和部队建设，使之逐步走向制度化、正规化，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南京和武汉
抗日战争初期，１９３７年７月叶剑英在西安，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得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将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想邀请毛泽东、朱德赴会。他即电中央，建议朱德出席会议。中央确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会议期间，叶剑英与周恩来、朱德同国民党代表就两党合作抗战和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谈判。朱德和周恩来就战略、战术、战区划分、民兵动员、军队政治工作等问题，相继作了长篇发言。
朱德说：“正面兵力拥挤必受损失，必伸至侧翼以活动。因敌人作战不可离开道路，我则应离开道路以行运动战。”他非常强调游击战，指出：“游击战为抗战中之重要者，破坏敌人后方，牵制敌人不能不以大兵力守其后方，效果甚大。”
叶剑英被邀请参加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讨论会，专门讨论总动员问题。叶剑英在会上就政略战略问题作了长篇发言。
叶剑英在发言中，表示完全拥护朱德、周恩来的发言。他的发言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摆“空城计”
1941年2月，叶剑英离开重庆，返回阔别5年的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全国敌后抗战。
1943年夏，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集结数十万军队，准备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面对这个大兵压境的局面，叶剑英同总参谋部研究，决定破例使用我们内线所掌握的敌情，公开揭露国民党进攻的阴谋，大造舆论，发动全国军民，奋起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他这个“空城计”的政治作战方案，得到毛泽东、朱德的赞同。
7月4日，朱德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名义致电蒋介石、胡宗南、何应钦，揭露其“闪击延安”的兵力部署、行动计划，呼吁团结，避免内战。他尖锐指出：“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前途，千钧一发。”新华社广播了朱德电报全文，并详细公布了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况。紧接着，延安召开数万人的群众大会，通电全国。同时，增调部分兵力充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军事上也作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这一场以军事实力作基础的声势浩大的政治宣传战，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同情。由于我方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切行动计划直至兵力部署、行军路线等确凿的情报，并对其揭露无遗，使得正在日夜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为震惊，十分狼狈，进退维谷。
蒋介石、何应钦等见阴谋败露，陕甘宁边区军民作好了应战准备，正严阵以待，同时又迫于国内外舆论一致谴责的压力，只好下令收兵，致电朱德总司令，表示并无进攻意图。胡宗南则解释说：“敝部换防，请勿误会”。就这样，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又以其失败而告终。
在华北“军大”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
战争的胜利形势，要求有大批军队干部去充实部队，并准备接管城市和广大农村。
为了培养和训练干部，中共中央决定在河北石家庄创立一所华北军政大学。由叶剑英出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1948年7月1日，学校举行开学大典，朱德总司令及华北军区、华东、中原地区的首长和代表出席了大会。
在大会阅兵式上，朱德、叶剑英等乘坐吉普车，检阅步兵方队和坦克车队。
朱德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向大会表示祝贺。他回顾党史、军史，说明华北“军大”是在继承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传统基础上，适应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而创办起来的，任重而道远。他在讲话中特别说到，叶剑英过去当过红军学校的校长，有丰富的办学经验。中央军委下了很大的决心，把叶剑英调来当校长。他号召全校同志共同努力，把学校办好，为人民立功。
在华北“军大”成立一周年之际，朱德为了表示祝贺，为之题词：“你们进行了很多工作。收集了过去的战争经验，编写了许多教材，训练了一部分教员，教育毕业了一大批学生。这是你们与全体教职员努力的结果。你们的教育方法，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为国防教育打起了新基础。”朱德的题词，代表了中共中央和军委对华北军政大学的评价，也是对叶剑英和全体教学员的鼓励。
为老总送行
1976年新年刚过，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周恩来的逝世，给他的老战友朱德带来了极度的悲伤。噩耗传来时，90高龄的朱德躺在沙发上，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室外灰蒙蒙的苍穹，止不住热泪滚淌，嘴里不断地叨念着：“恩来呢？恩来在哪里？……”他不顾家人的劝阻，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在那里，同样悲伤的叶剑英含着热泪，握着朱老总的手，说：“朱老总千万不要过度伤感，要多保重！”祝愿他健康长寿。朱老总回答说：“现在恩来走了，主席身体又不好，我们要更加努力，多做些工作，不然就对不起恩来同志！”从此他果然更加坚强起来，带病坚持工作。由于过多的伤感和过度的劳累，病情迅速恶化。到6月下旬不得不住院治疗。7月6日，病魔永远夺去了这位“红军之父”的生命，万众悲痛。
1976年7月8日，叶剑英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站在灵床旁边向朱老总作最后告别。
（范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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