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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宇新先生简介
刘宇新，兴宁市坭陂镇人，1962年移居香港，1968年创办新宝德电子有限公司，从事电子产品制造和进出口业务，后逐步发展成为集团公司，兼营饮食业和房地产业，近年积极参与内地民营企业的合作投资。任香港宝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河源汇源集团董事会主席，香港嘉应商会永远荣誉会长，全国第八、九届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为嘉应大学、兴宁市坭陂中学、兴宁电视大学、兴宁市庭芳医院等70多个公益性项目捐资，捐资总额达4000多万元人民币。他及其夫人陈庭芳女士先后于1992年、1994年被当地政府授予梅州市、兴宁市“荣誉市民”称号;刘宇新先生还被授予深圳市“荣誉市民”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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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逢乱世 难中求学
“游子思故乡，情系宁江边。”刘宇新常说：我的父母是谁？我无从知道也无从寻根，总之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子，祖国就是我的母亲。刘宇新先生是兴宁市坭陂镇黄垌村人，他原籍潮汕，出生在日寇入侵、山河沦丧、国破家亡的１９４０年。国难当头，举家在劫，又遇上1943年大旱，大批难民啼饥号寒，被迫离乡背井，向兴梅地区逃荒避难，饿殍遍野，卖儿卖女比比皆是。在这兵荒马乱、天灾频仍、民生凋敝的情况下，还在襁褓之中的他两度被人贩卖。养母刘华招年轻寡居，克勤克俭，含辛茹苦，把孩子收养抚育长大成人。还在极端艰苦条件下，节衣缩食，让孩子读上小学和中学，就读于黄垌村小学、坭陂中学。穷人孩子有志气，当他一踏入校园的门槛，便一股劲儿钻入书堆里，发奋攻读，学而不厌。他聪颖过人，品学兼优，成绩名列前茅。
1955年夏，初中毕业后，刘宇新就读于国内一所无线电学校，跨进了电子技术知识的大门。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解放军某部修配厂任无线电技术员，有机会把书本知识与实践结合起来。1960年转业到广州一间工厂任职，仍刻苦钻研电子知识，从此他与电子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2、民族孤儿 勇闯香江
1962年，刘宇新怀着旺盛的求知欲和对新兴电子技术的强烈进取精神，从广州来到香港，在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他凭着一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以苦为荣，以苦为乐，硬用自己的智慧、干劲和诚实的劳动，闯天下创大业。
谁会想到，如今出手如此大方的刘宇新，当年竟是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提起那段辛酸的往事，他的眼睛湿润了。当年，他只身来到香港这个陌生的世界，没有亲人可依靠，没有朋友能帮助，在茫茫的大街上，只有冰冷的街灯拽着他孤独的身影。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何处是归宿。饥饿和寒冷提醒他：应该马上找个活干。
他又是看广告又是翻报纸，终于进了一家纺织厂，找到了一份工，尽管工资低得可怜，但毕竟比饿着肚子流落街头强多了。为改善自己的处境，前4年里，他经常跳槽，却总也跳不出贫穷。那时候，他的住处离工厂很远，如果乘坐巴士，得花一毛钱，为省下这一毛钱，他咬咬牙，天天跑步上班下班，同事们感到奇怪，他却故作潇洒地说是“锻炼身体”。工厂食堂里午餐最便宜的要五毛钱，他跑到厂外僻静的大排档，花一毛钱买碗麦糊充饿，晚上也不时用盐巴拌饭，填饱肚皮而已；住的地方，则是以月租七元租住的通道床位。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省不下几个钱。现在的他回想起过去的艰难岁月，还动情地说：“那真是一种求生的挣扎！”
他有一个强烈的欲望，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他又转到了一家电子厂当修理工。他想，自己原来是学无线电的，干本行或许可以找到一席用武之地。
作为一名普通的修理工，他已有的无线电知识是足够用的了，但凡事不满足的他，为自己定下了更远更大的目标。业余时间别人灯红酒绿寻开心时，他却静静地躲在一旁看书，还常常去无线电夜校上课，沉浸在奇妙的电子世界当中。
4年的“打工仔”生活，练就了他强健的体魄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来到电子厂后，他干活十分“落力”，加上他人又机灵，又有一身好手艺，因而颇得老板赏识。进厂刚3个月，他就被提升为线长。半年后，老板又让他当管理员，很放心地把一个二、三百人的电子厂交给他管理。他很感激老板的提拔，决心以更大的业绩来报答老板的信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不济之时。正当他准备大显身手的时候，由于经济不景气，老板经营其他生意失败，工厂倒闭，被迫把电子厂也拍卖出去。刘宇新和另外几位年青人鼎力相助，帮着处理善后事宜。等工厂拍卖完毕，老板把剩下的一大堆杂七杂八的电子元件折价卖给他们。买下这堆杂物后，他们就办起了公司，而且取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宝德电子有限公司。刘宇新是借了4千元港币入的股，生平第一次尝到了当股东的滋味。这有限公司仅有“有限”的一块牌子和一堆杂物，剩下就是他们几个小股东了。几个人围着一堆杂物，七拼八凑，好不容易装起一台收音机，这样的公司，其产值和利润可想而知——有限。可他好歹算个股东，比起打工仔来强多了。
不久，刘宇新凡事不满足的劲头又上来了。他觉得与别人合作不够过瘾，于是一个人另起炉灶。他的牌子是“新宝德电子有限公司”。当时电子行业正处于低潮期，这个孱弱的新生儿始终迈不开步子。他仍苦苦地寻找、等待，等待一个起飞的机会。
这个机会终于在两年后等到了。中美建交不但给两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前景，也给刘宇新带来了新的希望。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带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来到华盛顿，霎时在美国掀起了一股“熊猫热”。平时就十分关心政治的刘宇新很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他与日本商人合作，创造性地推出一款新颖别致的收音机。这种收音机的外形是一只逗人喜爱的小熊猫，既可作摆设，又可播音，价格便宜，美观实用。因此一经推出，立即在美国市场掀起了另一股“熊猫热”，订单如雪片般从各地飞来，“新宝德”一时忙得不亦乐乎。“熊猫热”一直持续了4年之久，它为“新宝德”创造了几百万港元的利润。这在刘宇新的经商生涯中，是最为精彩的一段。
他在公司装备了电讯室，通过现代化的通讯设备，既可直接与欧美各国厂商联系，又可及时掌握国际商情的变化。这使他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又增加了一个得力的助手。
每当茶余饭后，他不失时机地对着一台录音机牙牙学语般地啃起了“洋文”，两年功夫，他居然能操起一口流利的英语周旋于外国客商之间，令同行们大为惊叹。
他在公司组成了以他本人为首的技术攻关“智囊团”，专门致力于开发新产品，以确保公司站在同行业的最前头。他们开发的新产品，曾经多次为其他公司争相仿效。
在新宝德公司的产品陈列室里，摆着许多型号不一、功能各异、款式独特的收音机、录音机和组合音响。这些产品就像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个脚印，它们告诉你，新宝德公司一次次冲刺的故事，告诉你“新宝德”成长的历史。今日的“新宝德”已长成了引人注目的巨人，每年光输往美国及欧洲和其他地区的电子产品就值数亿港元。在深圳、广州等地都有它的分厂，仅深圳一地就有员工逾千人。
从打工仔到老板，中间有什么秘密？刘宇新说：“在香港闯天下，运气也有点，但主要的是靠机遇和自身努力，靠个人的质素。”
3、人生之义 贵在奉献
在为内地捐资兴办公益事业上，他是一位“敢吃螃蟹的人”。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78年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兴宁县坭陂中学的老师们在争相传阅着一封海外来信，信里说：“……旅居外地，不能直接参加祖国的四化建设，但我对祖国、对家乡，特别是培育我成长的母亲有浓厚的感情，我愿为母校的改建出片瓦之力，在母校新建三层科学大楼。”落款是：旅港校友刘宇新。看着这封充满爱心的信，老师们激动之中颇感欣慰，20年前那个男孩清瘦的身影又浮现在他们的眼前。
同样是1978年冬天，兴宁县革委会也收到了刘宇新的一封申请信，要求捐资100万港元为母校建一栋三层的科学大楼。当时政治环境还晦明晦暗，在可以理解的情况下，因为既无先例，又无有关规定，于是县革委会将信往上递，转到省里。经再三研究，省里发下指示：可以接受那笔捐款。
对于刘宇新的乐善好施，家乡父老可谓有口皆碑。1980年，当他为家乡黄垌村铺好了新路，为乡亲们点上了电灯，人们逢人便竖起大姆指说：是刘宇新先生给我们铺了路，送来了电。他第一次回家乡时，就做了件敬老的事，给老人送红包，送礼物，以后又捐资４０万元，在村里建了一个“黄垌村老人活动中心”。“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人们对他一片赞誉。坭陂中学为他立了一块“功德碑”，题目为“刘宇新先生兴学志”，把他所做的善事一一镌刻于上面。
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刘宇新对家乡的教育事业情有独钟。除了他的家乡兴宁外，梅县、广州、深圳等地还有20多所中学、小学接受过他的赞助。广州仲凯农学院、暨南大学、嘉应大学、梅州教育学院、深圳外语学校、兴宁电视大学、兴宁兴民中学的学宫、文峰书院尊经阁、兴宁龙田中学的科学馆、图书馆和教学大楼，兴宁师范、兴宁教师进修学校、兴宁一中、燕塘小学、爱兴幼儿园、兴宁县图书馆、大埔幼儿园等的建成都有他的一份功劳。他还为广东省、梅州市、梅县以及嘉应大学设教育基金，以鼓励脱颖而出的新秀。他不仅关心支持教育，而且对梅州文化、体育、卫生事业，诸如剑英公园、剑英桥、梅州青少宫、丰顺图书馆、兴宁市老干活动中心“松柏园”、兴宁市“庭芳医院”、兴宁市人民医院华招B超楼等的建设也作出很大贡献。
为了帮助家乡发展经济，他还先后在兴宁、梅州投资兴办了无线电厂、电子厂以及纱厂。交通不便，是不可能赚什么钱的，但他心安理得。后来他还把自己在纱厂的全部投资无偿地赠给了家乡人民。你说他这是图名还是为利？我们曾多次亲耳听过刘宇新先生说过这样一段话：“父母生我到世上时，是光着屁股出来。当我离开人间时，还将会穿着一套崭新的衣服离去。这是社会给予我们的。在社会赚到一点钱，回报给社会，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人生之义，贵在奉献。”刘宇新先生把奉献，作为自己做人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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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会见刘宇新先生。
4、矢志爱国爱港 力行“一国两制”
他的名片上印有一长串的头衔：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嘉应大学、仲凯农学院副董事长、广东省工商联副会长、香港嘉应商会会长、香港宝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些头衔使他不断地奔波于香港和大陆两地。
刘宇新先生为人随和、热情，中等个子、清瘦结实，双目炯炯有神，行走如风，极显潇洒气度；他善言辞，讲起话来也是快节奏，对问题的反应很迅速，决策果断，总是给人以思维敏捷、精力旺盛的感觉。当有记者问他对参政议政的看法时，他爽朗地说：“作为一个商人，我很少参与政治。”但说到关心国家大事，便明确地说：“国内形势的每一变化，都牵动着我的心。”他热望着经历了磨难的祖国、故乡能重新振兴繁荣，于是，就有了1978年乍暖还寒之时他第一个向家乡提出捐资兴学的善举。1989年8月，针对部分港人对祖国抱迟疑的态度，离开香港到他国定居的情况，他适时发表了题为“困惑的香港人，何去何从”的文章，呼唤部分港人放弃“弃港”念头，指出“正如东江之水源源不断地滋润着香港一样，大陆的开放改革是维持香港稳定繁荣的重要保证”。1991年华东发生特大水灾，为赈灾，他及时组织嘉应同乡发动捐款救济灾民。又如1992年10月当港督彭定康抛出“三违反”的施政报告时，即以嘉应商会会长名义在报刊发表文章，形容施政报告未来五年新政是“糖衣毒药、包藏祸心”。当彭定康不听中方劝告，一意孤行“度身订做”末届立法局选举，刘先生又以“擦亮眼睛，选举贤能”为题，呼唤选民明辩忠奸、分清善恶，推选真正爱国爱港人士进入立法局，并以“团结迎接回归”为题，指出祖国好，香港一定更好。撰文发表“全力支持筹委会工作”、“推委应支持临立会”，提出香港的回归应积极参与，不在于占有什么位置。1996年10月，他被选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
他担任嘉应商会正、副会长10年期间，正值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及香港主权回归祖国进入过渡期，他十分注意拓展商会的对外关系，积极参与爱国活动，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与交流。对于商会作用，刘会长有自己的看法：“作为一个爱国民间社团，有责任为维护香港稳定、促进香港经济繁荣尽力，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架起一道桥梁。”他成功地组织了香港客属工商界赴京访问团，反映港人的社情民意，受到社会好评。1996年10月，当他被选任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推选委员后，积极投身参与首届行政长官和临时立法会的选举工作，本着对国家对民族高度的责任感，投下了他神圣的一票。
（本报副刊部集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