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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
2003年春节前夕，久别的儿子带了一位外国朋友自悉尼回来。儿子介绍说：这是他的房东，又是好朋友，叫科伦伯毕力先生，会计师。科伦先生身高一米八余，又高又瘦，头发褐黄而卷曲，褐色眼睛。从鬓边白发、额上深深皱纹看，已不年轻。他显得很随便，很普通。
春节期间，我们家玩“筑长城”游戏。科伦先生很快成为“我家的一员”，坐在我儿子身边学习、观摩。两天以后，他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将”。他去北京短暂旅游，我买了一副红背纹的塑料麻将牌，送给他作为纪念。不料，他从北京买了两副麻将（其中一副为小巧玲珑、雕刻精美的骨牌）带回来。离开广州时，他把三副都带回澳洲去了。
科伦先生是麻将游戏的热爱者，可以说“上瘾”了。我和妻子的到来，加上他和我儿子刚好成“四脚”，几乎每晚都打麻将。住悉尼时，因为科伦起得早，所以都是他做早餐（西餐）。我儿子做晚餐（中餐），因为他下午下班较科伦早。吃过晚饭，麻将开台了。科伦很聪明，玩麻将的技法有长足进步。他一边打“西风”，口里一边说英语：“ＷＥＳＴ”；出“白板”，就说：“ＳＰＡＣＥ”；出“发财”时，说中文“ＦＡ”字。他不但能理清自己的牌，而且还能盯住“塘底”出过的牌。他甚至提出，要当我的“上家”，不当我的“下家”；因为在他看来，我的牌技比较“精”一些。
曾有二次，儿子下班因事推迟，做晚餐的任务由我妻子代替。饭做好了，我和妻子、科伦刚拿起筷子吃饭，科伦的手机突然响了，他听了说：“ＴＨＥＯ！”站起身来，放下碗筷，双手做了一个开车的动作，走出门去。我们知道，他开车接我儿子去了，因为“ＴＨＥＯ”是儿子的英文名字。过十五分钟以后，他把我儿子接了回来。没有耽误我们打麻将时间。按当地时间计，我们每晚约九点开始，玩到十一点或十一点半为止。
麻将玩完了，有人要洗澡，有人要洗碗，各人忙自己的事。而我无事可干，自告奋勇，把麻将叠好装进盒子里。我很卖力，很快把牌装好了。但科伦一看却有意见，认为没有搞好：因为我把牌的背、面混叠一气。按照他的要求：所有牌面都要朝下，所有红背纹都要朝上。这样，下次打牌不必再洗，从盒里取出就可有序进行。从这一小事中，可以看出科伦为人做事认真、细致的作风。
在我们没有来悉尼之前，他们很少打牌，只在有朋友来了玩一玩。但有一次，科伦牌兴大发：他利用假期时间，驾驶他的“绅宝”高级黑色小轿车，带了麻将，和我儿子一起驱车四百多公里，到农村一个中国朋友家里，凑齐了“四脚”，打了两天两晚麻将才返回悉尼。
到悉尼不久，科伦安排了我们的塔斯玛尼亚之旅。他是旅游的策划者、组织者、斥资者（我儿子共斥资）之一、导游和司机。他独自驾驶（我儿子没有驾驶执照）“绅宝”车，载了四人的简易行李，还有那副红背纹麻将，自悉尼情人港搭海船，到达文波尔港上岸，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几乎环绕塔岛一圈，先后行程四千余公里。让我们饱览塔岛的奇山异水、人间美景。使我们在感观上、心灵上都得到极大的美感享受和满足。作为“司机”，他白天开车赶路，已够辛苦；作为“导游”，到了目的地，要关心我们的吃、住、玩诸方面，要办的事很多（我儿子作助手）。他是最忙最累的。然而，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叫做“疲劳”，每到晚上，他总要和我们玩一玩麻将（真正意义上的玩，无须任何“刺激”）。科伦相信麻将是世界上最好的娱乐消遣工具。
（刘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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