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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露／口述 曾英玲／整理
五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在梅州某工业城约见了露露，正值花样年华的露露脸上写满忧郁和愁苦，她始终低着头，用低沉的声音讲述双亲因为重男轻女而对她极尽虐待之能事的故事。
生来“多余” 频遭刻薄对待
1989年夏的一天，一个女婴呱呱坠地降生于梅城一户平凡人家中。但是，这个小生命的到来并没有为她的双亲带来欢乐，反倒令他们感到悲观失落：“怎么又是个女儿？我们要的可是个男孩呀！”这个不受欢迎的女婴便是我——露露。我上有一个姐姐，父母本来满心希望生个儿子，谁知道第二胎生了我，又是个女儿，不免失望。后来父母又生下弟弟，自懂事起，我就从双亲待我的言行中读懂了什么是重男轻女，什么叫“多余”。
俗语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在我的双亲眼里，大女儿和儿子分别是掌上明珠及小皇帝，而我这个夹在中间的女儿实属十足的“多余产品”。念小学的时候，母亲因为常常要与父亲一起去干建筑活，早晨顾不上煮早餐，便给姐姐和弟弟每人两元钱让他们去小店里吃早餐，对我却分文不给，从早上挨饿到中午方能吃上一顿饭。对此我愤愤不平，可又无可奈何。
对于我的学习，双亲向来不闻不问，除了每学期开学初的学费他们会主动到学校缴交外，开学后学校提出须补交资料费、补课费或开家长会等事宜，他们一概不理，就是老师直接打电话通知他们也无济于事，他们照样置若罔闻，不予理会。我若在他们面前提多两次，他们就会冲我大吼：“滚出去，一个谁都不要的女儿。”每每此刻，我只能躲到无人的地方任由泪流。久而久之，我的资料费、补课费被老师“无可奈何”地免掉，双亲满心欢喜，而我的感受他们却从不理会。
我念一年级时的一天下午，放学时天下起了大雨，没有带任何雨具的我只得留在学校避雨，约摸半小时后，雨过天晴，我欣喜地背起书包回家，孰料，我刚踏进家门，就迎来父亲的破口大骂：“什么时间了，才回来！”“我没带雨具，在学校避雨。雨停了才回家。”我怯怯地答道。“不论怎么样，一放学就得马上回家，难道你还不知吗？”望着咄咄逼人的母亲，我不敢说一句话。其实，当时与我在同一所学校念书的姐姐尚未回到家，然而，她回来后双亲不但没责备她一句，还关心地问她是否被雨淋着。面对如此差别，我百思不得其解：难不成我生于中间是我的错？
我小心翼翼地过每一天，唯恐稍微的不慎招来双亲的痛骂。放学时，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倾盆大雨，我都只有一个念头：硬冲回去。尽管我循规蹈矩、处处谨慎，双亲仍旧时不时在鸡蛋里挑骨头，尤其是心情不好时，更是拿我当出气筒。有时候，实在看不过眼的奶奶为我辩护，父亲便大声呵斥她道：“滚开，这里没你的事！”奶奶无奈，只好作罢。别人的童年都是在双亲的关爱中无忧无虑地度过，而我却是在双亲的呵斥及自己无助的泪水陪伴下艰难走过。
逆来顺受 饱受无端暴力
2003年8月15日，恰是我的同窗好友阿利的生日，她打电话邀我到她家玩。临出门时我问母亲说：“我到同学家玩玩，好吗？”母亲不置可否。犹豫片刻后我还是去了阿利家。中午，阿利的父母再三要我吃过饭再回家，盛情难却，我只好打电话告诉母亲说我不回家吃饭，母亲听罢，“啪”的一声挂断电话，听着电话那头“嘟、嘟”的忙音，我不禁打了个寒战，火速赶回家。
黄昏，父亲收工回到家，一进门便吩咐我去找根绳子来，我找来绳子后，父亲叫我在厨房前的窗下站好，一种不好的预感在我脑海里一掠而过：“父亲要绑我。”我战战兢兢地站到厨房前的窗下，父亲走过来朝我的右腿猛踢两下：“连站都不会站。”一把拧住我的双手反绑在窗前，随即抡起皮带往我的小腿上抽打，母亲附和道：“打死她，不要脸的东西！”我忍着剧痛任由父亲狠狠地抽打，姐姐见状，大声叫父亲别打了，可父亲似乎不打过瘾不解恨，继续抽向我。直到姐姐哭着跪倒在他面前，父亲才将皮带扔下进浴室洗澡去。姐姐趁父亲洗澡之机慌忙为我解开绳子叫我赶紧逃走。来不及多思索，我拖着疼痛不已的双腿向村口一位远房亲戚开的网吧跑去，向亲戚说明来意后，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我伏在一台电脑前放声大哭。亲戚安慰我说回去跟双亲好好沟通。但心有余悸的我根本不敢也不愿回家，在网吧里呆了一晚。第二天上午，姐姐找到我，说奶奶让她捎一些钱给我，要我照顾好自己，接过钱，我的眼睛湿润了：这世上还有奶奶和姐姐疼我。我执意在网吧里呆了三天。第四天上午，亲戚陪同我回家去，并对我的父母说：“孩子做错了事情，别动辄打骂，应以说理教育为主。”双亲点头称是。从这以后，我甚少说话，尽量多干活，我想以此换取双亲的善待。可这样非但没有博得双亲的欢心，他们反而更变本加厉地虐待我。
2003年9月10日早上，我正要去上学，万万没有想到，刚刚起床的父亲冲过来揪住我就是两个耳光，我摸着火辣辣的脸孔奋力挣脱父亲，拼命跑到学校。在学校教学楼二楼的露台上，我流着泪呆呆地站立良久，真想纵身跳下，了结自己的生命。可我终究没有鼓起勇气跳下去。中午，我刚要进家门，母亲却猛地将门一关，父亲拿着扫把追出来，我撒腿跑到村中的老祖屋里躲了起来。中午1点多钟，姐姐找到我，载我去上学，在快到学校的一个上坡处，我下来走路，冷不防，我的左腿被一辆摩托车撞了个正着，我本能地回过头去看，这一看着实令我胆战心惊，撞我的人正是父亲，他厉声呵斥着要我回家去。我只好一步一拐地往家走，到家后，可想而知，面对我的又是父亲的一顿毒打，幸亏姐姐紧跟着回家跪求父亲住手，要不，我真不知会被父亲打成怎样。无端被双亲打骂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我深觉：伴父母如伴虎。
无奈寻短见 未遂更遭排斥
2006年7月，我初中毕业。8月中旬，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我顺利进入一家超市当售货员，虽然工作时间长，月薪只有600元，但对我而言，已是心满意足，毕竟我能自食其力了。当我欣喜地将第一个月的工资的三分之二，也就是400元交给母亲时，母亲一把推开我递过的钱，板起脸孔问道：“怎么就这么一点，还有呢（因工作是亲戚介绍的，故双亲对我的工资了如指掌）？”不得已，我把留作零花钱的两百元也一并交给了母亲。
2006年10月的一天，父亲不慎遭遇车祸住进医院。当时，姐姐已到深圳打工了，母亲每天要在医院服侍父亲，于是，他们拿四百元给我让我负责打理家庭，母亲还特别叮嘱我：“对弟弟决不能省，每天都必须买些猪肉或鱼给他吃，保证他有充足的营养。”对此，我丝毫不敢懈怠，每天上班之余抓紧料理家务，为弟弟煮好热饭热菜，并把一切支出悉数记在一本笔记本上。11月25日上午，父亲出院。中午，父亲提出与我对账，我把笔记本及剩余的钱交给父亲，父亲接过后勃然大怒：“当初我不是给你五百元吗？怎么就剩下这么多了？”我反驳道：“当时你们给我的是四百元，所有的支出我都一清二楚地记在笔记本上，不信，你仔细看看。”争执中，父亲猛地将手中的饭碗向我砸过来，我迅速躲闪到电视机后。父亲随即拿起放在床前的拐杖朝我的左手打来，我当时痛得蹲在地上，许久才站起来。下午，我向超市主管请假，让姨妈陪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后说我的左手已断了一根骨头，他为我敷了药并叫我一个月后再来换药。
为了疗伤，我不得不请了长假，一个月后，身无分文的我硬着头皮向母亲要钱到医院换药，可母亲却说：“你的手根本就没受伤，换药干吗？”我一气之下将手上的绷带拆了，第二天，忍着手痛去上班。
今年的2月15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中午，我头疼得厉害，别无他法，我乞求母亲给我一些钱去看病，母亲闻言大骂：“好吃懒做的人，去死算了。”我泪如雨下地走回房间。不料，母亲竟拿起菜刀朝我砍来，我躲闪不及，左腿被砍破，鲜血直流，我手捂伤口头也不回地走向剑英桥，吃力地爬上栏杆，心想不如跳河，一了百了。结果却被附近派出所的民警发现，将我送到派出所，并打电话通知我的父亲说我迷路了来接我回家。来接我的是弟弟，回到家，父亲就骂开了：“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心里头根本就没有父母及姐弟，在江南那边竟连回家的路都不认得。”我留着眼泪默认了，怪谁好呢，只能怪说我迷路的民警。
这以后，我天天都呆在房间里，饿得难受时，便趁双亲不在或睡觉时出来偷偷吃点东西，就连过年的团圆饭我都没能吃上，因为双亲没煮我的那一份。我深知，在双亲眼里，我始终是个多余的人。
求助无门 虐待何时方休
面对双亲的虐待，我曾试着和他们沟通，可每次都是我好言好语地与他们说话，没说上两句，他们就骂我了，甚至打我。我深觉：我和双亲之间隔着一道永远也无法逾越的鸿沟。无奈中，我向当地的村委会、司法机关及一些新闻媒体求助，可有的部门一听说是父母子女之间的事便置之不理了，有的则根本拿我的父母没办法，只能听之任之。左邻右舍纷纷劝我下苦功夫学习一技之长，然后远走高飞到外地去谋生。我也希望能这样。但是现在我每月的工资都分文不剩地交给了双亲，当伙食费。如果我交少了，他们就不让我吃饭。平日仅靠姐姐每月给我寄的50元钱零用，有病也只能忍着，能拖就拖，实在受不了，只得开口向姐姐要钱买药吃。
双亲还要求我到派出所去把户口簿上的我的姓名除掉，双亲的用意我心知肚明，但我始终没去办理。如今的我，能过一日算一日，苟且偷生，不敢想将来，更不敢想象：何时我才能不再遭受双亲的虐待。
编后：读完文章，不禁让人愤慨：世上还有这样的父母！露露的遭遇，虽不普遍，但也绝非偶然。虽然现代社会有一些时尚的潮流，但“重男轻女”思想在一些地区的人们心中还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并由此而催生了家庭暴力。不少被虐待者受封建礼教和旧习俗的桎梏，在面对家庭暴力时，只能忍气吞声；而暴力的实施者，则由于他们没有法律意识，没有责任心，所以猖狂。这真是可怜，且可叹。希望露露的双亲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到法律的约束，从而幡然醒悟；而露露也能早日认识到自己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在必要时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摆脱被虐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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