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曾秋玲 吴优
今年3月5日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周总理曾经到过我们梅州”，对于这一历史事实，多数梅州人都有所知晓并引以为荣。是的，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曾率领东征军（1925年）、“八·一”南昌起义军（1927年）和进入中央苏区（1931年）时，3次来到梅州（参见黄展隆《试述周恩来在梅州地区的革命活动及其历史贡献》）。
可是，可能多数梅州人并不知道：“文革”初期的1967-1968年，大埔的湖寮、大麻、英雅、茶阳等地发生严重的流行性脑脊髓炎（简称“流脑”）疫情，发病3400多例，死亡250多人（据1991年版《大埔县志》）；1968年初，一位名叫“罗彦明”的热血青年向毛主席发出一封求救电报，敬爱的周总理接到电报后，立刻派人调查核实，随即派来军医、空运来战备药品，迅速控制了疫情……
转眼40年过去了。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2年了，“罗彦明”也已经是一个70岁的老人——罗志光。今年1月28日，记者冒着严寒，乘火车来到惠州采访了他。罗志光老人详尽地讲述了那段历史的前前后后，令人对心忧天下、心系百姓的周总理更加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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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成“右派”，厄运连连
我是大埔大麻人，本名罗志光，家住圩镇，父亲是大麻邮电局职工，母亲做点小生意。1956年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惠阳邮电局当一名营业员。1958年“反右”，我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遣返原籍。
1958年7月30日，我乘车从惠阳到兴宁再转车到大埔，8月1日回到了家。我对前妻说：“对唔住，我被评上‘右派’。你还年轻，不要耽误你。咱们离婚算了……”于是，8月4日，我们就离婚了。5岁的女儿随她，第二天就被她以9.9元的价钱卖掉了；3岁的儿子随我，由我的母亲带。
不久，我来到大埔明德的煤矿，打算卖苦力挖煤，又因我有文化，被安排搞宣传。我想好好表现表现，写了篇《美丽的矿子坜》投稿，被编辑修改为《大埔煤矿》发表在《汕头日报》上。1000多字的文章，引起县委领导的注意。但调查得知我是“右派”后，煤矿叫我“第二天必须离开这里”，连做了3个月的工钱共24元也因我是“右派”、是“坏人”而被拒绝支付。
“10张邮票救了我”
回到家，我心知大事不妙，家里厄运接二连三：自我被打成“右派”到1959年，一家9口，妻子改嫁，女儿被卖，奶奶死了、父亲死了、一个弟弟死了，一下子去了5个，只剩下我母、我、我弟、我儿4个人！
走投无路之时，我突然收到一封信，是惠阳邮电局的一位同事寄来的，信里夹了10张面值8分的邮票。正是这10张邮票救了我！我写了一封求助信，贴上5张邮票，寄给定居香港的一位初中同学，结果这位同学寄回了30元港币！我拿去黑市卖了高价，1959年冬搭火车到江西，改名“罗彦明”，考上了江西农业大学，在畜牧兽医师训班学习了两年。
1961年毕业分配时，学校调查得知我是“右派”，给我写了份毕业证明，又给了我45元钱和45斤全国粮票，让我自谋职业。几经周折，最后，大埔农办让我到茶阳畜牧兽医站当兽医。
1964年，我和现在的妻子结了婚。她是长治人，后来我也就调到长治畜牧兽医站。婚后，我们一家就在妻子娘家居住了18年！但每年春节，我都会带着老婆孩子回大麻圩镇的老家过年。
“附近竟然已经死了52人”
1968年春节将近，因我早已知道从1967年八九月份起大麻等地“发人瘟”，遂叫妻小留在长治，自己只身回大麻。
年廿八，我回到大麻，这才发觉情况远比预想中的严重得多：整个圩镇都被“发人瘟”的恐怖气氛笼罩着，家家大门紧闭，街上冷冷清清；街上的行人，远远看见有人抬着担架往卫生院赶去或从卫生院出来，立马拔腿飞逃……
年廿九晚上，我和邻居“街王”郭奇荣（当时单身、在大麻圩镇开店做小生意）、麦维仪（当时在大埔县武装部工作）、曾国祥（当时在广西工作）在“街王”的店里饮茶聊天，谈起这村死了谁，那村又死了谁，大家扳指算算，大麻圩镇及附近村竟然已经死了52人！
据说，当时的大埔县卫生局分成红旗派、东风派，闹得相当厉害，竟把单位公章剖成两半，因此无法从银行提款给大伙发工资，各医院、卫生院（站）的医生都提前回家过年了。像大麻卫生院，就只剩一个曾是国民党军医的“反动分子”值班，春节前发病的特别多，病人突然大量涌来，他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病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有一个大麻的小伙子，娶亲前一晚还好好的，与邻居聊天至10点左右，第二天早上7点，家人却发现他已经病死在床上了……
（对于当时的情况，记者查阅的相关资料显示：黄塘医院何奎文医生曾主动加入了对“流脑”病人的抢救。他是于年廿八回大麻老家的，送邻居的孩子去抢救，一看病人那么多，就留了下来，后来又叫上几个在“梅县卫校”读书的大麻学子来帮忙。但人手不够，药品也不够，很多病人仍因来不及抢救而死于非命。因派性猖獗，党组织和政府完全瘫痪，这样人命关天的事，竟无人负责。
嘉应学院退休教授刘南彪当年回大麻过年时，也目睹了许多乡亲被“流脑”夺去生命的场面。他曾经回忆说，大年三十的晚上，医院里已经有了不少病人，但有人还要搞一些非常愚昧的集会活动，“这不是增加了更多人感染‘流脑’的机会，把人往火坑里推吗？”）
“发个求救电报给北京”
情势危急！当晚我们四个就商定：凑钱发个电报向北京反映疫情。
谁知，第二天，也就是年三十，他们三个怕惹是非，不干了，不肯署名，也不肯出钱。当时我只有5块钱，估计连发电报的钱都不够，于是，上午8点多，我去找公社负责人，请他将大麻“急性脑膜炎流行，死了不少人，医院无医生”的情况，想办法向上反映一下，但他以“我已被人夺权，没人会听我的”为由，横竖不答应；问他能否帮忙出点钱，让我把这个电报给发了，他也说“我没钱”，一口回绝了。
10点多，我去大麻邮电局发电报。电文大概是：
北京、毛主席：我区急性脑膜炎流行严重，死52人。现缺医少药。正值春耕季节，人心惶惶，请发出最高指示。广东大埔县大麻公社春节回乡干部罗彦明
办理业务的营业员姓丘，看到电文，心里害怕。我说：“别怕！我署了名的，有什么事我负责，上面要找人也是找我。”他算了一下，说发这个电报要五六块钱。我说：“大家这么熟，又是明码电报，译一个字半分钱的费用就免了嘛。”这时，话务员阿邹伯走过来，一看，说：“这是救人命的，译费就不要收了，我会按正常程序、用最快速度发出去。”
发这电报，花了我3.8元。
我叮嘱他们：“此事千万莫对任何人说。”
救命军医到大麻
事后我了解到：当天，周总理就接到了电报，马上叫人打电话给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黄永胜叫人打电话调查了解，当时的梅县防疫站却予以否认了。我又听说，我发电报的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初一，大麻供销社以单位的名义，也发了封电报向周总理反映疫情，周总理收到后马上发火，亲自与黄永胜通电话，让他亲自调查，直接汇报。
年初二早上9点半左右，我发现有两个解放军从大麻街上经过。到了下午3点多钟，听“街王”讲，有两个解放军到大麻邮电局打电话汇报“脑膜炎”这件事。
年初四，大约早上7点不到，大麻公社民政干部何朋来找我，说刚接到紧急通知，有一批解放军医疗队7点钟从梅县松口出发，大约10点钟会来到大麻，要我帮忙组织一批人马到大麻码头欢迎。我马上和何朋一道，喊来“街王”等左邻右舍，让他们挨家挨户，动员大家敞开大门，拿出大锣鼓到大麻码头迎接解放军医疗队。我和何朋则急忙赶到公社广播站，把好消息向全公社广播，要求群众都到码头来。结果，几千名群众涌到大麻码头。大约10点钟，解放军医疗队果真按时到达了，第一批有20人左右。大麻群众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大放鞭炮。解放军一下船，就用药物给群众喷喉，随后马上赶往大麻卫生院。
我向带队的问了一下，原来他们是梅县南口三八部队医院的，在年初三下午接到广州军区的命令，要求年初四必须赶到大麻抢救“流脑”病人。因为当时交通不便，他们年初四凌晨2点起床出发，从南口准时赶到松口，搭上7点钟的船前往大麻。
当天，大埔县抓（革命）促（生产）革委会发了个紧急通知：所有医务人员须3天内回到岗位，否则开除。
得知解放军医疗队来到大麻，其他公社的病人纷纷涌到大麻卫生院来医治。因此，前后两个月、共来了数批计200多名医生，其中主要是部队医生，也有从广州“中山医”、省人民医院、黄塘医院调拨来的。因为没药，周总理命令部队从全国调来战备药，在汕头、兴宁的机场空降。很快，大麻等地的疫情就被控制住了。
向广州军区作汇报
年初六，我回到长治。对于发电报一事，连老婆我都没向她提起。
后来，由于上面追查大埔瞒报疫情一事，大埔抓促革委会生产组组长谢群安把我叫去湖寮。3月7日，我和大埔县武装部的麦维仪一起去广州军区汇报。3月9日，我们来到广州军区传达室，传达室的工作人员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办公室，有个干部出来接待。他问我电报上写的“死52人”是如何算出来的，我就向他解释清楚。他对我说：你做了一件好事，也好在电报落在周总理手上……
后来，一连几年，还有人从广州到大埔调查我向北京发电报一事。别人分析，目的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要重用我提拔我，把我调到省上；一个是坚决要惩办我。是谢群安保住了我。他说：罗彦明发电报是出于救人，他自己掏钱，发了电报，一声没吭。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你们不要再追究了！
落实政策，生活幸福
1979年，眼见很多人都落实了政策，而我却迟迟没有接到任何消息。我急了，到处借了20块钱去惠阳上访。那边的人一查，说我不是“右派”。这是怎么回事？我查阅了当时我被打成“右派”的档案，竟在我的名字后面看见括弧里注着这样一行字：不是右派 郭。据了解，原来当初惠阳邮电局分配了6个“右派”名额，好不容易才“揪”出5个，还差1个，因我文化水平较高，就被拿去凑数了。但上报审批时，县领导在我的名字后面写上了这么一行字！
天哪！当了21年“右派”，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气，原来不是“右派”！虽然当时遣返老家迁移户口时，我知道公安局并未在备注栏上注明我是“右派”，因此老家的人对于我被打成“右派”是不知情的，但为何当初明德的煤矿及江西农业大学向惠阳邮电局调查时，都说我是“右派”呢？而且据说像我这样的“中右”，在1960年就该落实政策回原单位的，为何没人通知我？现在如果不是我自己找上门来，我还要当多少年“不是右派的右派”啊？荒谬！
很快，我就落实政策回到了惠阳邮电局，并且恢复使用原名罗志光。后来，我全家都迁到惠阳（今惠州），妻子还安排了工作。现在，我夫妻俩都退休多年了，儿女们都各自成家立业，生活宽裕舒适。
建议：在“三河坝”安放一座周总理的雕像
有时候我想，当了21年“不是右派的右派”，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发电报给北京，而且电报落在敬爱的周总理手上，从而救了不少人。
我十分怀念周总理。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塑一座周总理的雕像安放在“三河坝”，把周总理与梅州、与大埔的渊源故事刻写下来，让大埔人、梅州人世世代代牢记周总理的恩情！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