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佩洁 通讯员 刘如君
上世纪70年代，我市一些技术骨干如池锡锐、黄新祥、罗英和、陈友全、熊敬燕、吴海林、刘志平等人，响应国家的号召去援助非洲的马里共和国。他们离开家人、朋友，来到完全陌生的环境，有的在异国他乡一待就是数年，有的因为工作出色连续数次援外。而无论在外待了多久、从事的是哪个工种，他们都有欢笑、都有泪水，经历了艰苦的开拓、也经历了成功带来的荣耀，也许还承受着不为旁人所知的苦痛……
近日，部分当年援助马里的梅州人举行了聚会。记者来到聚会现场采访他们，倾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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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工作环境
今年68岁的池锡锐，是原梅县专用机械厂员工，于1973年3月至1976年1月赴马里援外。他是我国第一批到马里援外的专家之一。他告诉记者，第一批援外人员是最辛苦的“开荒牛”。
刚到马里，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房子住。援外人员就自己做土砖，建起平房；没有床铺，就拆开运机器的箱板，铺起来当床睡。居住地没水没电，没电尚可忍耐，没有生活用水却是大问题。只好每天开汽车从30多公里外用水箱运水回来用，每天运两次，拉回来的水只够每人装满一个水壶，没有水洗澡。带队的队长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决定请当地黑人帮助打井，可由于土地过于干旱，直打到15米深的地下才有一点点水渗出来，但井壁的泥沙也开始脱落。请来的工人怕危险，加工钱也不肯再干了，队长于是开会号召队员们自力更生，并带头下井，队员踊跃响应，轮流利用业余时间挖井、做水泥圈，将井打到20多米深，这才解决了喝水的问题。
当时马里国政府对援外工作人员只负责供应米，菜是没有的。同时由于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不吃猪肉，这使得在国内吃惯了猪肉、青菜的专家们十分不习惯，只好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养猪、种菜。猪苗由大使馆提供，菜籽是出国前带的，每人带了一种不同的菜籽，这时可派上了大用场。援外专家们白天工作，晚饭后种菜，分工合作，每人负责一块菜地，在异国他乡种出了中国蔬菜。而所养的猪则只能吃到精肉、骨头煲汤，肥肉是吃不成的。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又没有冰箱，上午将肥肉煎了油，放到下午就坏了。就这样，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解决了最基本的吃住问题。
马里天气酷热，十分干旱，气温常年在42摄氏度以上，气温最低的时候也高达30多摄氏度。每年降水量很少，工作时热得不停地流汗，到夏天，即使大量饮水，出的汗也立即就蒸发掉了，身上常常留下一层盐霜，只好每天吃一颗防暑药。进入雨季，那成群无声袭来的蚊子叮在当地黑种人的身上，什么事也没有，叮在我国援外的这些黄种人身上就出了大问题，往往带来疟疾等病。
困难算不了什么，远在异国他乡，最难受的莫过于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写家信便成了他们释放思乡情的渠道。辛苦、困难也不敢跟家里人说，只报平安。但家里的来信却必须先写到北京外交部信使队，转马里大使馆，然后再转二糖厂某某组。几经辗转，一封信要两个月才能收到。
全力助生产
马里当时只有一个糖厂，日处理甘蔗150吨，其国内大部分用糖都是向外国购买，迫切需要建一个日处理甘蔗400吨的第二糖厂。这些援外专家都是为了建第二糖厂而去的。
首先是从台湾购买甘蔗苗，开垦农田，种甘蔗，并在甘蔗田里建糖厂。那时用的机器设备全部由中国国内运过去，都是当时国内最好的，投入的资金很多。由于本来第二糖厂预定是在1971年开始建的，后来推迟了两年，为了追回这两年的时间，援外专家组面临的任务更繁重了，周日也没有时间休息。
新建的甘蔗农场有6000亩地，用人工种是种不过来的，要用机械种才快。怎么利用机械种蔗呢？机械组的专家想出了办法：在拖拉机底下开个洞，让甘蔗从洞里掉下，直插进地里，拖拉机在前面走，人就跟在后面翻土。这样试验了5天，还是太慢。于是再次对拖拉机进行改良，在机器后面加两块木板，设计让木板自动翻动的装置安装上去，这样拖拉机插完甘蔗后顺便翻土，效率提高了好几倍，终于如期完成了插种甘蔗的任务。
第二年，正在赶生产的时候，锅炉坏了。由于时间很紧急，只好从广东某糖厂，将其厂里安装后未使用的机器拆了送到马里，支援马里的工作。今年73岁的熊敬燕老伯，是原梅县汽修厂车间主任。于1976年至1980年间两次赴马里援外，主要负责车辆运输，以及中国援助的三、四十部车的维修养护工作。他告诉记者，由于工期紧迫，而从国内运物品到马里，历时太长，经常等不及，很多零配件供应不上，要靠自己改制、自己组装。
……就这样，在国内的全力支持下，在援外人员的不懈努力下，将原本落后两年的建厂进度，提前两个月完成，受到了受援国的高度称赞。
“中国人就是不一样”
今年69岁的陈友全，他在梅县地区农科所工作期间于1973年11月至1975年11月、1976年10月至1978年10月，先后两次出国担任中国援助非洲马里共和国农技组植保专家，后获中国农牧渔业国际合作公司颁发的“为我国农业对外援助工作做出了显著成绩”荣誉证书。他告诉记者：援外纪律严明。在前往马里之前，每一位援外人员都要到北京学习外交政策等近两个月时间；到了受援国，对方要登记各人的基本情况，无论已婚与否均要填写“已婚”；外出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必须有两人以上同行；参加对方特邀的文娱晚会，一律要求成队参加；不准乱搞男女关系，不准搞特殊，不准贪污腐化，不准搞与项目无关的商业活动，等等。
到了马里，当地领导见中国专家都没有带家属，便带了好几个姑娘到专家组“慰问”，每个工作人员一个，说是给专家做饭、洗衣、干后勤。但专家们都婉言谢绝。当地人都感到不理解：其他国家的专家援助非洲，都享受类似的“待遇”，惟独中国人不需要。
今年73岁的黄新祥老伯向记者讲述了他在1975年至1977年援外期间见证的一件趣事。与黄老伯同期援外的水稻组有一位浙江人，去马里几个月，听不懂马里话。有一次出门指导当地百姓种水稻，一位当地人用马里话对他说：“中国人，你工作这么辛苦，又没有带家属，我家里有三个妻子，借一个给你。好不好？”马里当地人一夫多妻的很多，对这样的事情感觉很平常。但这位浙江专家并不懂，他为了表示礼貌，只是一味地点头，结果那名当地人以为他答应了这个提议，第二天上班便领了个女的前来找他。浙江专家还只当对方是在介绍妻子给他认识，又是一味地点头。结果等到下班时，见那名当地人并没有将妻子带回家去，而是让她跟他回宿舍，这才发现引起了大误会。后来因为此事，那名浙江专家被要求向对方道歉，并受到了处分。从此后，援外的专家们对马里话都采取“听懂了才做出反应，听不懂不表态”的做法。
那时候，在离我国农场2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个苏联农场，苏联专家往往只是到农场看一下工人的工作就走了，而中国的农场里专家们亲自上阵，从白天做到黑夜。很多技术难题，外国专家研究不明的，到了中国专家手里，便会迎刃而解。
中国专家们对当地人也十分关心，节假日或收工后都很关心当地的民工，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及时给予他们适当的药物，如人丹、万金油、清凉油、复方阿斯匹林等。
中国派出的援外人员生活简朴、工作勤劳、技术高超、平等待人，与当地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马里的老百姓对中国专家很热情，见到中国人就会打招呼，还有许多人学说了一两句中国话，见面了会说：“中国人，你好！”专家们在外遇到相识的当地人，总会被邀请到家里吃手抓饭，推也推不掉。当专家组离开的时候，全村大大小小的村民都出来送行，痛哭流涕，依依不舍。
援外任务结束时，合作单位负责人说，在当地合作的外国专家组里，工作成绩最突出的是中国专家组。
回国返岗默默奉献
这些经过层层选拔的专家们在气候炎热、缺水少电、疾病流行、药械缺乏、交通和通讯不便，甚至是政局动荡的环境中，为配合我国的外交工作、增进我国同受援国的友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出色地完成任务后回国，纷纷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默默无闻地在生产一线为人民服务。
